作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年轻的女教授，吕植以亲身的实践见证了大熊猫保护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这段历史，她的视线也从大熊猫扩展到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上……

　　“我找到了可以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

　　吕植与大熊猫结缘是大学四年级时一次跟随潘文石进行野外科考。这次科考，让吕植找到了可以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后来，吕植成为潘文石的研究生，加入了他的研究小组，在秦岭南坡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野外研究。

　　大熊猫是表面温顺的动物，当受到威胁时，会有很强的攻击性。研究小组把器材架在母熊猫产仔的洞口，人则要“猫”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中，偷偷观察。

　　接触多了，吕植发现动物有学习能力，只要善待它们，它们的行为可以被改变。大熊猫“娇娇”是比较胆大的一只。吕植学着用柔和的腔调来模仿它们的叫声，经过长时间接触，吕植获得了“娇娇”的信任。“娇娇”给它刚出生的幼仔喂奶时，吕植可以随意出入它的洞穴。“娇娇”叼着幼仔到竹林进食时，吕植可以测量幼仔的体长。正因为吕植可以如此近距离接近野生大熊猫，研究小组得以破解了“熊猫社会”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一般人认为，大熊猫是素食主义者，吕植和她所在的研究小组观察到，大熊猫在遇到可以食用的腐肉或骨头时，会很乐意取食。这证明大熊猫在进化过程中，对竹子的利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是食物短缺情况下一种新的适应方式。这种具备能够同时肉食和草食的消化系统，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求偶场”上，野生大熊猫采取“多雌多雄”的交配制度，群雄相争，老年大熊猫因具备较强的存活能力，反而更受青睐；大熊猫像其它哺乳动物一样能够相互识别，雌性大熊猫会在性成熟之前远离原社群，以防止近亲交配；大熊猫在日常生活中会在各自巢域内做标记，相互回避。这些都是人类所不了解的。

　　由于对野生大熊猫在其自然栖息地生长和繁殖行为不了解，一些专家把饲养大熊猫发情期不易排卵、对交配不感兴趣和大熊猫幼仔“不足月”且死亡率高归结为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一些人甚至宣称:“大熊猫末日即将到来，动物园的大熊猫最多能生存50年，野生大熊猫最多也不会超过100年。”还有学者建议用克隆的办法，来扩大大熊猫种群。

　　吕植所在研究小组研究后得出，近10年来，野生大熊猫的增长率为4.1％，比人类的增长率还要高，野生大熊猫的出生率比饲养大熊猫的出生率高2.54倍，出生率在熊科动物中处于中等水平。吕植利用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NIH)现代分析遗传学实验室做博士后的机会，把从国内各个保护区和动物园收集来的大熊猫血样做DNA测定，得出当代大熊猫DNA多样性不低于其它哺乳动物。她通过大量第一手数据计算推论，200年内，人类如果不加干涉，有28只大熊猫就足够繁衍物种了。

　　1983年秋，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的竹子大面积开花，许多媒体上充斥着“大熊猫面临绝境”并计划建立“圈养场”来帮助大熊猫度过饥荒的消息。吕植所在的研究小组在野外考察中发现，秦岭大熊猫每年对竹林的消耗量不超过其中一种竹林当年生长量的2％。大熊猫在一种竹子开花时，很容易找到替代的食物资源。另外，开花后未完全枯死的大量残留竹子，大熊猫也可以食用。这证明所谓因食物短缺进行圈养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面对大熊猫的生存危机，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关爱大熊猫。”吕植和导师潘文石是国内“克隆大熊猫”最坚定的反对者。吕植认为，与其把国家大量经费用于“克隆大熊猫”，不如认真对野生大熊猫栖息地进行保护。目前，山区在建或已建的公路和大坝已经破坏了大熊猫栖息地，人类活动范围的增大已将大熊猫栖息地割裂成一个个孤岛，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将会影响到大熊猫种群发展。

　　“我们保护的不仅仅是大熊猫。”吕植经常说这句话。“要拯救一个物种，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护其所在群落的整体性、稳定性和物种内在的多样性。大熊猫是这个生物群落的旗舰物种，保护它就是保护千万种从遥远过去生存至今的生命形式。”

　　“我要把看到的问题解决了，不做旁观者”

　　单纯做科学研究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无奈，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在实践中起到指导作用，但是采不采纳，并不取决于自己。吕植希望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直接用到保护工作上，把看到的问题解决了，而不是做旁观者。为此，她欣然接受了世界自然基金会邀她做中国物种保护项目负责人的邀请。

　　吕植把四川平武县王朗自然保护区列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进行物种保护的一个重要项目。尽管王朗自然保护区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大熊猫保护区，盗伐和偷猎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如果仅仅是用法律来禁止伐木和狩猎，保护工作就很难有成效。”

　　吕植和她的同事们尝试着把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大熊猫保护结合起来，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替代伐木经济。吕植帮助当地政府建立起一套知识和体验结合的旅游模式，并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机制，鼓励当地人参与保护，并从保护中受益。

　　在平武的工作中，吕植做得最多的是培训，不仅培训如何做项目，尤其培训如何设计、规划以及管理项目。自然保护区人才匮乏，要想让项目成功运作，并扎下根，必须在当地培养一支专业队伍和领头人，一位名叫陈佑平的复员军人出色地挑起这副重担。

　　“我青春无悔”

　　现在，陈佑平领导王朗自然保护管理处已经从传统的“看山管林”管理模式转变为以科研、合作为主的半开放式管理模式，是许多自然保护区的学习对象。王朗自然保护区在进入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平武县的经济发展。

　　现在，吕植要花很多精力在中国物种保护项目上，但是她坚持每年抽出两三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研究，在她看来，不到现场是做不好科学研究的。

　　吕植在长期的野外研究中吃尽了苦头。给大熊猫戴上无线电颈圈后，研究小组常常需要连续三至五个昼夜在零下十几度的环境中，几乎不吃不喝不睡不间断地监测大熊猫。为了节省研究经费，吕植经常背着沉重的仪器和干粮，跟随“娇娇”跋涉在深山峡谷之中。“娇娇”产仔期间，吕植干脆住到“娇娇”附近的洞穴里，就近观察监测。

　　为了不惊动大熊猫，不能生火，带上去的食物全部变成冰疙瘩，没法吃饭。秦岭夜里很冷，帐篷没法搭，只能钻进睡袋，穿两件羽绒衣也遮不住寒冷。吕植的脸冻得跟麻子一样，大大小小满脸都是冻疮。

　　夏天的秦岭终日云遮雾蔽，穿行和露宿在原始森林里，衣裳随时可以捏出一把水，洗一件衣服要七八天才能凉干，即使凉干也带着股霉味。这样的恶劣气候和生活条件，连林业工人有时都难以忍受，而吕植最长的一次，竟连续在山里呆了10个月。长期呆在高寒山区，吕植患上了关节炎，最严重时几乎不能走路。

　　最苦的是吃不饱。因为缺乏油水和主食，经常饥饿难耐。潘文石曾这样形容刚下山的她:“这个漂亮的女孩饿得变了形，看到桌上的菜，眼珠子都快突了出来，不吃完不罢休的架势，这是饿怕了呀！”

　　救治棕白色大熊猫“丹丹”那个深夜，她在小山村中被煤气熏倒，第二年又在一个山区招待所中煤气休克，有一次单独外出时不慎掉进冰窟窿，这些险情都因为及时得救才幸免于难。

　　“如果没有对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和高度责任感，仅凭年轻人的热忱，是绝对坚持不到今天的！”潘文石发出这样的感慨。

　　吕植博士毕业后到美国去工作，表现出色，被许多国际研究机构看上，但她一结束在美国的博士后研究，就立即返回中国，因为她对祖国的自然保护事业有过承诺。

　　吕植是潘文石的得意门生。她所参加撰写的《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获1990年全国第五届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她所参加撰写的《秦岭大熊猫生态学研究》，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还被中国科协评为杰出青年科学家，获第九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荣誉称号。

　　十多年的野外科考，占用了一个女人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吕植从没后悔。因为保护山林中濒临灭绝的生灵，像上帝的使者一样守护它们最后的家园，是她准备用一生去奋斗的事业。

爱我家园网*- hIym*}mryiKKe*gU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