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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环境和经济的关系,实际上已经上升为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但我今天只讲环境和经济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许多奇迹,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一方面,经济增速第一、外汇储备第一、外国直接投资引入第一、主要工业品产量第一;与此同时,中国是建材消费第一、能源消耗第一、空气污染物排放第一、水污染物排放第一。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流经城市90%以上的河段严重污染,城市垃圾处理率不足20%,农村有1.5亿吨垃圾露天存放,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中国实在没有能力和办法向外国转移生态和环境成本。燃烧自己与进口的能源以后,只能把污染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当然也留下了GDP。现在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环境资源成本。我是绿色GDP课题小组组长,“绿色”包含了矿产、森林、土地、水、动物五大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及污染损失、生态破坏两大环境退化成本,一共是7项。基于现有技术力量,我们只能算其中一项,就是环境污染损失,即使在这一项中,我们也只算出了一半多,而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都没有算进去,仅仅这一点已占2004年GDP的3.05%。今年年底我们将公布2005年的污染成本,还会把其他项类尽可能多算些。至今年年底,污染成本比例没有降下来,反而反弹。“十五”计划中的GDP指标都超额完成,但环保指标没有完成,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拉动中国GDP增长的几乎都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例如中国的大气污染,90%以上来自于重化工业,其中70%的空气污染来源于火电,火电投资每年以50%的速度递增。这当然会拉动煤炭需求,今年是24亿吨,2010年可能是30亿吨,这将导致产生大量二氧化硫。脱硫政策已经出台,但如今95%的火电厂没有安装或没有使用脱硫设施,我们管不住,这就是体制问题。中国二氧化硫的容量是1200万吨,但2005年排放量是2500万吨,现在是2700万吨,2010年预计达到3200万吨。如果中国不改变85%的燃煤结构,不改变这种传统工业生产和消费方式,即传统发展模式,环境严峻期将提前来到,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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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中国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40万人次投诉和上访,而且以30%的速度在递增。生态和土地拆迁问题搅在一起,会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污染严重影响人体健康,早已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环境不公平也正在加重着社会不公平。

  除了社会问题,还带来了巨大国际压力。发达国家最关心气候变化问题,认为中国至今还没有调整能源结构。他们一方面指责和批评中国,一方面提高本国环保标准,大量向中国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一方面他们没有完全履行在环保技术资金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一方面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来制约中国。今年欧盟又要出台两项更加严厉的环保禁令,我国出口损失将会越来越大。外国从来没有相信中国能够和平崛起,他们认为中国只要每人一台车,这些用油需求必然会牵动全球油价,必然涉及国际金融,中国为保护石油通道安全,必然会增加国防力量,必然会参与地缘政治。这一系列的推演就成了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之一。西方工业文明产生有很多原因,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商业革命等等,但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发现新大陆,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转移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政治矛盾、经济矛盾。几十年前,他们终于发现,什么矛盾都能转移,唯有污染转不出去。谁让大家不幸生在一个地球?他们只能一边选择生态工业文明,一边有限帮助、无限督促发展中国家走生态工业道路。 爱我家园网%- bkZ7KE0D8J&IK$N^

  发达国家可以先发展后治理,发展好了谈环保,但中国确实走不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理由有三:

  第一,当中国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时,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原始积累,并通过100多年的不断争夺,划分确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他们的国际规则,中国污染成本肯定转不出去。

  第二,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结构很不合理,不可能学习西方,到人均8000美元以上再谈环保。中国在人均2000多美元的时候,环境严峻期可能会提前来到。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解决,如果生态发生危机,灾难无法逆转。有人经常批评我们为什么老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但既然已意识到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用发达国家的消费标准去吃豪餐、住豪宅、开豪车?为什么还要建那么多中看不中用的形象工程?难道忘了我们还有70%的农村人口?

  第三,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是和谐文化。我们不能搞生态殖民主义。我们只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即绿色和平崛起道路。内容有8条: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持续循环的环境资源体系;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金融贸易体系;注重公平的分配体系;开明进步的民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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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政府而言,应做4件事:

  第一,更加确定和追求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比较,当然不是比谁最能斗争,比的也不仅仅是生产力,还要比共同富裕,还要比谁更公平正义,还要比人的全面发展,还要比道德文化。

  第二,应该重新制订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例如国土整治规划,应打破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总量去制订不同区域的发展目标,再依此制订不同的考核体系与政策体系。再例如新的产业发展规划等等。

  第三,应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其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由主抓企业主抓经济向主抓公共服务过渡,如环境保护。同时还要理顺政府与市场、与企业的新型关系。

  第四,要制订一系列经济环境政策。我们必须要算清一笔账,如果中国人均收入在2000美元,要走新能源循环经济道路,我们的发展速度会降多少?我们要承担多大成本?整个财税政策体系是否支撑得了?这笔账如果能够算出来,一系列政策才能出台,经济才能够出现真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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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企业而言,千万不要被一年一度的财富评选弄昏了头,要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政治上的变化,已开始越来越强调公平和责任问题,越来越强调诚信道德和儒商文化。今后企业要考虑的是如何去获得科学发展观的名和利。这是一个名利观的大转型。25年前,人大政协企业代表选的是看谁最革命,今年以前的人大政协企业代表选的是谁交的利税最多,谁最有钱,明年以后,将比的是谁最有社会责任、谁最公益慈善、谁最有文化道德。

  今后环保部门是成为各大企业新型工业化的合作者,还是成为粗放型增长的拦路虎,就需要和你们这些企业家们坐下来好好商量了。

  (本文系作者在“21世纪中国经济年会”上的演讲,根据纪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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